当前位置： 菲律宾 > 菲律宾地理 > 王丽娜青年发展与安全菲律宾l
当前位置： 菲律宾 > 菲律宾地理 > 王丽娜青年发展与安全菲律宾l
▲图片来自网络
［摘要］东南亚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青年人口的大量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但是，青年失业、贫困、健康危机、犯罪以及极端主义等现象的凸显，使得该群体越来越成为各国的安全隐忧。本文以菲律宾为例，在借鉴现有青年潮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青年人口结构、菲律宾的社会文化特点、国家治理能力以及全球化转型的国际环境四个层面着手，分析菲律宾在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青年危机的产生以及青年参与暴力冲突尤其是极端主义活动的原因，探讨菲律宾发展与安全框架中青年的角色。从中可以看出，各国政府在充分利用青年人口优势促进发展的同时，应高度重视青年危机带来的安全威胁，注重疏通和引导，通过制定积极的青年政策，给青年赋权，将其纳入国家发展政策的主流，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和持续性发展。
［作者简介］王丽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级博士生。
［关键词］菲律宾；青年；发展；安全；暴力冲突
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年第5期。
导论
年2月，菲律宾爆发大规模游行，数千青年走上街头，抗议杜特尔特政府的高压政策。年5月份，菲律宾南部城市马拉维市遭到马乌地（MauteGroup）和阿布沙耶夫（AbuSayyaf，ASG）两个恐怖组织的袭击，在与政府抗衡的过程中，恐怖分子出动“童兵”以做最后抵抗。据年菲律宾危险药物委员会（DangerousDrugsBoard，DDB）的统计，菲律宾药物滥用人数为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平均年龄为31岁的青年单身男性[1]。此外，菲律宾还是亚太地区艾滋病（HIV）发病率增长最快的国家，每天新增加的29个病例中，就有19名在15-24岁之间，这被菲律宾国家青年委员会（NationalYouthCommission，NYC）称为“青年流行病”（youthepidemic）现象[2]。在菲律宾之外的其他东南亚国家，青少年犯罪、童兵、性暴力、青年宗教运动等现象也愈加凸显。青年激进主义正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挑战现有的权威和体系，青年与暴力冲突成为该地区发展中国家的重大挑战。菲律宾和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青年人口的大量增加提供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为近年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青年也普遍被视为国家的未来、发展的动力和源泉。那么为什么本应被视为发展动力的青年越来越成为国家不安全因素的“来源”？在与暴力冲突的关系中，青年是安全问题的来源还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根本之道？青年是发展的动力，抑或可以认为当代青年所面临的危机其实是发展造成的负面结果？本文以菲律宾为例，通过分析菲律宾青年卷入暴力冲突的原因，进而思考菲律宾青年以及东南亚青年在国家和地区发展与安全框架中的角色及其面临的挑战。
一菲律宾的发展与安全：青年的角色
菲律宾是东南亚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年轻人口的大量增加为其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但是青年也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如青年激进化、贫穷、失业、酗酒、吸毒以及犯罪等，成为国家发展的重大安全隐患。
（一）菲律宾的青年红利与发展窗口
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掌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利于确定社会问题的重点和理解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3]。当人口年龄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的阶段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会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的源泉，这被称作人口红利[4]。作为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中的一部分，当大量的青年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国家的抚养比就会降低。如果处于劳动年龄的青年能够被劳动市场完全吸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收入就会提高，增加的青年人口就会转化为人口红利[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五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将在年前保持逾5%的速度。澳新银行驻新加坡经济学家伍伟文说，东南亚“汇集了有利的人口状况等一系列积极因素”，这将刺激人工成本降低并带动国内消费增长[6]。
在东南亚地区，菲律宾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年增长率保持在2%以上，且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年轻，青年是其主要的构成部分。巨大的年轻劳动力储备为菲律宾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大助力。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WorldEconomicOutlook）预估，菲律宾在未来两年内将成为东南亚地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和全球增长第二快的经济体，年菲律宾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6.7%，年为6.8%[7]。年以来，除了年经济增长出现下滑以外，菲律宾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6%以上。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区国家主任凯利·伯德（KellyBird）说：“菲律宾正在经历一个黄金增长期，这是其50年来最长的高速且持续的经济增长期。与以往增长期不同，这次经济增长期内，通货膨胀率相对温和，且财政状况强劲。”[8]此外，菲律宾也是东盟地区外来投资增长率最高的国家。根据《东盟投资报告》，—年菲律宾的外资增长率高达40%[9]。数据显示，由于强劲的经济增长，—年期间菲律宾的贫困率下降了5个百分点，贫困率从年的26.6%下降到年的21.6%[10]。同期，最能代表社会发展水平的婴儿死亡率从26.9%下降到22.1%[11]。此外，—年，菲律宾的人类发展指数也从0.增长到0.，增长了19.3%[12]。
（二）“青年潮”与安全隐忧
20世纪60年代，赫伯特·穆勒（HerbertMoller）曾预示：“当前人口中大量的年轻人可能会促进创新以及社会和文化的增长；它可能会摧毁旧制度并为年轻精英赋予权力；而失业的年轻人也可能会被组织起来走上极权主义者的道路。”[13]青年群体对政治版图以及国际关系的巨大影响力在年的“阿拉伯之春”中得到了体现。《经济学人》杂志曾指出，“当下阿拉伯人面对的最大困难就在于人口问题。这是一个社会经济的困境，也是造成社会动荡的诱因。”[14]在菲律宾，青年人口的大量增加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菲律宾最严峻的安全危机却也都体现在青年人身上。
据菲律宾危险药物委员会的统计，在年万的药物滥用者中44.69%为未婚，且27.44%拥有大学学历[15]。菲律宾缉毒署（PhilippineDrugEnforcementAgency，PDEA）年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药物滥用的人数高达万[16]，这远远高于DDB的预估。前PDEA署长伊西德罗·拉佩尼亚（IsidroLapea）称，这个数字更能真实地反映菲律宾的毒品使用问题[17]。菲律宾总统在演讲中也总是援引万这一数字。此外，菲律宾拥有东南亚地区第二大酒精消费群体。虽然菲律宾法定饮酒年龄为18岁，但是60%的年轻人在法定年龄之前都至少饮用过一种酒精，而且这类人后来往往有尝试毒品的倾向[18]。
同时，菲律宾青年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受到贫困与失业的双重困扰。菲律宾统计局数据显示，—年，菲律宾青年失业人口分别为.6万、.5万、.2万、.5万、万，失业率分别高达14.2%、13.5%、13.2%、13.3%和12.6%，远高于同期全国7.4%、7%、7%、7.1%和6.6%的平均失业率。年，青年失业率再次上升到15.6%。—年棉兰老自治区青年人口的劳动力就业率分别是44.4%、42.9%、43.4%、43.2%和43.8%，远远低于菲律宾全国平均青年劳动力就业率（分别是54.6%、55.5%、54.8%、54.4%和55.2%）。在所有大区中，棉兰老自治区青年人口的劳动力就业率最低。国家首都地区青年的失业率最高，—年，该地区失业率分别为19.6%、18.9%、19.4%、18.1%和18.4%。在这几年期间，全国大学毕业生人口中分别有90.4万、89.6万、69.1万、72.9万和74.2万人处于失业状态[19]。
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劳动市场评估：菲律宾的就业和贫困》指出，尽管菲律宾在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创造了足够多的工作岗位吸收新增长的劳动力，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许多新创造的工作都属于高危且工资较低的工作，而且都属于非正规部门，尤其是有一大批家境贫寒，没有受过教育并缺乏技能的青年人从事着收入较低且条件较差的工作。数据显示，—年，虽然菲律宾的劳动生产率以及GDP都有所提高，但是实际工资并没有变化，甚至在年金融危机后有一定幅度的下降[20]。
失业与贫困是金融危机后青年面临的主要挑战，同时也是其参与暴力冲突的影响因素。全球经济的“长期停滞”[21]引发了社会动荡和冲突。东南亚成为伊斯兰恐怖主义快速渗透的地区之一，进入恐怖活动的高发期。而在东南亚几个恐怖主义活动的重灾区，尤以菲律宾为甚，恐怖活动爆发的频率大为增加，暴力程度愈发严重，青年的因素也愈加明显。菲律宾几个主要恐怖组织的主要招募对象都以年轻人为主，恐怖组织更加趋于年轻化和专业化，招募青年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成员来自菲律宾的顶尖大学，如菲律宾大学（UniversityofthePhilippinesDiliman）、洛斯巴诺斯大学（UniversityofthePhilippinesLosBanos）、马尼拉雅典耀大学（AteneodeManilaUniversity）以及中吕松国立大学（CentralLuzonStateUniversity）都是菲律宾新人民军（NPA）招募青年的温床[2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新人民军中20%的战斗人员都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而这些孩子大多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贫困农村家庭[23]。摩洛伊斯兰组织（MILF）老一代的领导人现在都进入了退休年龄，观察家指出，MILF新一代的领导人比其前辈更加好战[24]。此外，阿布沙耶夫组织（ASG）也一直
发展的目标之一是安全，安全有利于促进发展。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指出，“人的安全就是减少和尽可能消除困扰人类生命的不安全感。”[26]包容性的发展有助于人类福祉的扩大，减少暴力冲突发生的几率。反之，发展与安全会陷入恶性循环，增加冲突的风险[27]。
在有关发展与安全的文献中，青年是讨论的重点[28]，一是因为“青年潮”往往是引发冲突导致不安全情况发生的原因，二是因为青年在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29]。在东南亚国家，青年被视为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以及未来的希望，在相关法律文件和青年政策的愿景中，往往提倡发挥青年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国家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30]。年菲律宾宪法中提到，“国家承认青年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应促进和保护他们的身体、道德、精神、智力健康和社会福祉。国家应培育青年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并鼓励他们参与公共和民政事务。”此后，菲律宾年《国家建设青年法案》以及相关青年发展规划如《青年发展计划》（YouthDevelopmentPlan）都多次强调青年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促进青年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青年在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同时，却也饱受非包容性增长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面临失业、贫困、疾病、教育等多方面的挑战，卷入暴力冲突，成为国家安全治理中需要重点“管控”或“监管”的对象。那么在菲律宾的发展与安全框架中，为什么青年的角色出现如此鲜明的对立？为什么青年会倾向于参与暴力冲突？
二青年参与暴力冲突的理论解释
青年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青年的身份往往与民族、宗教、性别、阶级等其他属性相互作用，导致不同青年行为的产生。针对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有的青年选择移民（如城乡移民或南北移民）和宗教运动等非暴力的方式，而有的则选择极端主义等暴力方式。关于青年参与暴力冲突的原因，学术界存在两种分析视角。
一种视角认为“青年人口变化影响冲突爆发的风险”。在一份关于韩国20世纪90年代学生运动和青年动乱的案例研究中，夏威夷大学的地理和人口学教授加里·富勒（GaryFuller）认为，这是韩国经历年龄结构变迁过程中出现大量青年人口，即“青年潮”的结果[31]。在其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撰写的《人口背景下的种族冲突：地理概览》的报告中，富勒首次提出“青年潮”理论，用来解释和预测社会冲突、移民、征服和战争。他将“青年潮”定义为一个国家内年龄为15-24岁之间人口的不成比例的存在，并且论述了种族冲突背后的人口因素。研究证明，“青年潮”，即15-24岁的人口超过所有人口的20%时，会影响种族内的稳定[32]。关于20世纪末穆斯林比其他文明更多地卷入集团间暴力冲突的问题，亨廷顿认为伊斯兰社会的人口爆炸，且15-30岁年龄段中常常存在大量的男性失业者，是造成80年代和90年代穆斯林暴力活动频发的重要原因[33]。年“9·11”恐怖袭击后，全球安全形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地区紧张形势不断升级。《新闻周刊》（Newsweek）主编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Zakaria）指出，青年潮与其他经济和社会因素相结合，是造成阿拉伯世界伊斯兰革命兴起的根本原因[34]。
政治人口学将政治冲突的研究视角集中在人口数量的变化上，认为青年人口的增多会提高政治冲突的风险。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人口学视角并不能充分解释青年暴力背后的动机，他们强调青年危机是青年参与暴力冲突的主要原因[35]。科列尔（Collier）和霍夫勒（Hoeffler）通过对—年间有关内战的数据集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人口因素，如人口密度和15-29岁之间的青年男性比例对内战的爆发在统计学上没有意义[36]。对于“阿拉伯之春”对该地区造成的政治动荡，阿尔·莫马尼（Al-Momani）认为其主要原因是阿拉伯国家大量的青年群体面临极大的挫败感，在本国政府的严格控制下缺乏发声的渠道，政府腐败以及国家较低的治理能力无法解决青年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引发青年对现有体制的不满[37]。这一点也得到雅盖沃（Jagietto）和范德海登（VanderHeijden）的证实，年中东所有国家都存在“青年潮”，但是由于阿拉伯国家教育体制的问题，许多青年都无法满足劳动市场需求。按照当时的就业水平，该地区需要创造万至1亿个工作岗位才能满足青年的就业需求。在穆斯林国家专制政府的管治下，大批被排斥在社会流动体制之外的青年群体就成为恐怖组织的滋生地[38]。针对菲律宾南北方冲突中的童兵问题，卡尔等人认为，政治少数化（politicalminorization）和经济边缘化（economicmarginalization）是促使青少年参与暴力活动的关键原因[39]。在一项有关棉兰老岛地区青年参加MILF原因的问卷调查中，54%的青年表示贫困是其参与暴力活动的主要原因，宗教因素只占到31%[40]。
尽管相关研究已经对青年与暴力冲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诸多定性、定量以及案例分析，也有学者从发展与安全的辩证视角对西非的青年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41]，但是关于菲律宾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青年的普遍安全隐忧之间的矛盾，尚未有比较有力的解释框架。此外，除了极端主义活动，毒品、青少年犯罪率高也是菲律宾特有的比较突出的特点。因此，本文在借鉴现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菲律宾的国情，从青年人口结构、菲律宾的社会文化特点、国家治理能力以及全球化转型的国际环境四个层面，分析菲律宾在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青年危机的产生以及青年参与暴力冲突尤其是极端主义活动的原因，探讨菲律宾发展与安全框架中青年的角色。
三菲律宾青年参与暴力冲突的原因分析
菲律宾是世界上人口规模较大但人口结构较为年轻的国家，青年是其主要的构成部分。但是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青年潮”在创造巨大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青年离轨行为甚至是极端主义暴力行为，这主要受到青年人口的压力、社会文化、国家治理能力和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一）菲律宾青年的人口压力
诸多数据表明，相对于成年人，年轻人的工作更不安全、收入更低，生活方式更不稳定，更缺乏社会福利保障。仍处于家长制时代的政党政治不想接纳青年人积极参与民主政治，且具有妥协类型、长期责任以及有着严格的政党纪律和科层管理的国家政治结构也不符合青年人的个体行为模式[42]。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伴随着的是国家凝聚力和集体认同感的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类型集体认同的出现，如民族和宗教认同。当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对现实中的不公平表现出不满且缺乏归属感时，他们更容易因某些因素，如民族或宗教等，聚集成一个批判性的群体。对国际秩序和国家治理不满的精英群体表现出迷惘和失望，遭受社会排斥的低收入、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表现出反全球化和反精英的态度。总体上，他们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对西方化的抵抗，并最终转变为有影响力的政治行动者。
有关人口变迁的研究表明，在—年期间，人口变迁对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贡献巨大。但是，与大多数东南亚和东亚国家不同，菲律宾在过去几十年内并未真正实现类似的人口变迁。在所有亚洲国家中，死亡率下降的速度都大致相同。然而，与其他邻国相比，受到天主教禁止堕胎的影响，菲律宾的生育率则下降缓慢，导致该国人口增长率相对较高[43]。换言之，虽然菲律宾有着巨大的劳动力储备，但是人口增长快，抚养比高，菲律宾青年要比其他国家的青年承担更大的生活压力。尤其是在突如其来的外部打击下，如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区冲突、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失业等问题涌现的环境下，青年群体是最脆弱，最容易受到打击的群体。他们变得“一无所有”，以致于“nothingtolose”。在这种情况下，参与暴力活动的成本变低，而获得的成就或利益相对较高，青年参与暴力活动的几率就会增加。
（二）家庭观念和天主教文化
在大多数社会中，青年期望经济独立，将其视为“步入成年的最重要的衡量指标”[44]，一旦成年就会离开父母寻求独立。但是菲律宾有着强烈的家庭观念，认为子女结婚后仍应该跟父母住在一起，对父母产生依赖性。天主教文化也提倡友爱、互助的理念。菲律宾特有的“相互灌溉”的文化为“Istambay”的产生提供了滋养的土壤。
“Istambay”是菲律宾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也代表一批有特色的青年群体。“Istambay”源于英语短语“onstandby”，一般指旁观者[45]，但往往被译为“闲散青年”（idleyouth）。菲律宾的电影或者歌曲一般将这类人描述为既不上学也不工作的人，人们对这类人的固定印象一般是男性、辍学、失业和懒散，而且往往属于问题青年，抽烟、喝酒、吸毒并有暴力倾向。但是和帮派不同，“闲散青年”一般没有组织性，活跃于街角、篮球场或其他公共区域。
虽然西方国家也存在“闲散青年”，但是这种情况以菲律宾尤为突出。菲律宾社会学家克拉朗斯·巴丹（ClarenceBatan）对“Istambay”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通过访谈等方式，发现失业、亲密的家庭关系以及天主教中友爱、互助的理念以及政府的无能是导致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46]。他尤其强调家庭纽带对“Istambay”现象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在菲律宾这样一个非福利国家，青年一旦失业，家庭首先充当其庇护所，为其遮风挡雨，从而导致青年失去了再就业的动力和需求。大批无业青年活跃在街头，构成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此外，家庭关系对青年参与暴力冲突的影响还体现在极端主义活动中。研究发现，家庭关系在极端组织招募中有着重要作用[47]。如果有一个家庭成员参与极端组织，那么其他成员也会自愿加入。家庭纽带成为推动青年参与极端主义活动等的重要因素之一[48]。
（三）国家治理能力
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取决于政府是否能够遵守社会契约，履行国家责任，为民众提供必要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服务。如果国家政府能够为民众提供合理的就业和收入，后者就会接受政府的权威，反之，就容易产生冲突[49]。同样，政府的发展政策如果导致不同群体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个维度的不平等，就容易导致弱势群体产生愤恨与不满，引发暴力斗争。而政府能否通过制定、执行规则和提供服务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平衡各个职能部门以及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取决于国家的治理能力。各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不同，每个国家在不同的职能领域也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水平。菲律宾经济增长迅速，但是腐败、毒品、恐怖主义威胁不断，青年失业、贫困和暴力冲突危机四伏。根据年亚洲开发银行的国家治理风险评估报告，菲律宾政府存在较高的治理和腐败风险，对国家的发展和项目的有效实施构成了风险[50]。
在菲律宾极端主义活动发展的历史上，菲律宾政府错误的民族宗教政策、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治理难题以及金融危机后应对措施的不当导致了极端主义活动的产生、蔓延及激化。
首先，菲律宾极端主义的产生源于菲律宾政府历史上民族宗教政策的失误。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占总人口80%的天主教徒起先主要分布在北部的吕宋岛和比萨扬岛，地少人多，而占总人口4％-5%的穆斯林主要居住在南部棉兰老岛和苏禄群岛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土地肥沃。菲律宾独立后，政府为解决北部地区土地和资源匮乏问题，鼓励天主教徒向棉兰老岛地区移民，导致该地区人口剧增，压缩穆斯林的生存空间。大量贫困的穆斯林不仅失去了原来拥有的土地，人口比例的失调也导致一些地区穆斯林候选人在选举中处于劣势，从而引起穆斯林的极大不满。“摩解”和“摩伊”等极端恐怖组织成立之时，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都是其主要旗帜和特点。
其次，菲律宾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治理难题，是极端主义活动得以蔓延的重要原因。4年《美菲关于菲律宾独立后过渡时期的贸易和有关事项的协定》终结，菲律宾开始掌握经济主权，在马科斯（Marcos）“借外债带动增长”的发展战略驱动下，经济快速增长。但是此后菲律宾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经济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归根究底，这主要缘于其工业化过程中的诸多政策失误。菲律宾农业部门的就业劳动力约占全国总劳动力的1/3，但是由于菲律宾政府对农业的忽视以及农业政策的失误，农村地区持续贫困，农业产量较低，农村缺乏就业机会，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而菲律宾工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错过了从替代进口工业向出口工业转变的良机，拖慢了其经济转型的速度。此外，由于制造业就业增长缓慢，收入不平等和绝对贫困增加，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并未转化为菲律宾民众生活水平的改善[51]。由于政府无法创造充足的就业岗位以满足人口大量增加的需求，菲律宾失业率居高不下。
但是相较于失业，不充分就业对于社会稳定更具威胁性。世界银行一份关于菲律宾劳动力市场的报告指出，工作贫困是菲律宾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菲律宾，所有就业岗位中的3/4以及城市地区就业岗位中的2/3都是非正式的，60%的人无法找到全职工作[52]。由于缺乏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许多劳工无法受到劳动法保护。此外，大部分工作机会对技术没有要求。这一方面反映了技术工作机会的缺乏，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劳动力缺乏教育及技术培训。这就在菲律宾的劳动力市场中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由于缺乏对技术有要求的工作机会，劳动力没有动力投资自己学习新技能。与此同时，由于劳动力缺乏必要的技能，市场也不会去创造技术密集型的工作岗位。即使创造了一些非正式的工作岗位，也只会进一步加重工作贫困，而且这种恶性循环又会延缓产业结构转型的速度。在所有劳动力大军中，尽管青年人教育水平要比老一辈微高，但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青年仍属大多数，且这部分人主要来自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报告显示，菲律宾有大批青年属于无业游民，15-24岁之间1/4的青年既没有接受教育，也没有就业或是接受技能培训，他们很容易沦为恐怖组织重点招募的对象。
最后，金融危机后菲律宾政府的应对措施不力是导致极端主义活动激化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经济危机极易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但是如果政府应对得力，可有效缓解危机所造成的伤害。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菲律宾是受到打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当时失业率和不充分就业率上升，许多青年都涌向城市，或是被迫到海外寻求工作机会。当时执政的拉莫斯（Ramos）政府，在其任职到期之前，迅速通过了《—中期青年发展计划》（Medium-TermYouthDevelopmentPlan,-）。这是菲律宾的第一份国家青年政策，旨在解决青年群体的重要关切，促进青年群体全面发展，配合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政府强调要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在保障这些青年基本权利的同时，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化、劝导，建立完善的信息收集系统，强化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在青年政策的指导下，青年问题得到一定缓解。虽然相较于年的金融危机，年的这次危机对菲律宾的打击更为严重，但是当时并未出现极端主义活动的大量增加，这可能部分归功于青年政策的实施。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菲律宾经济增长连续两年大幅下滑，财政赤字创历史最高纪录。据菲律宾政府部门统计，年10月，菲律宾失业率为6.8%，其中79.2%为15-34岁之间的青年人，63.2%为男性[53]。同期，菲律宾的不充分就业率为17.5%，不充分就业人口约为万人。其中，48.8%的不充分就业人口分布在农业部门，61.8%每周工作时间少于40个小时[54]。自年10月至年2月，新登记失业人口多达3.9万人，另有5名在海外工作的菲籍劳工遭解雇返乡[55]。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菲律宾政府采取多项措施创造就业机会。一方面，菲律宾政府扩大政府开支，促进经济复苏。年阿罗约（Arroyo）政府实施了一项亿比索的经济复兴计划，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年又公布了一项亿比索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用于通讯、电力和供水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56]。另一方面，菲律宾政府调整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吸引投资，增加就业。菲律宾政府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宽松货币政策，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帮助国内企业削减运营成本，避免裁员，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贫困人口直接进行补贴。但是这些应急性措施只能暂时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却无法从根本上转变产业结构，强化自身对外部冲击的抵抗力，创造充足且有质量的就业岗位。尽管有一系列的补救措施，3年菲律宾仍然需要再创造万个岗位，以满足万的失业人口以及万的不充分就业人口[57]。工作贫困仍然是菲律宾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针对青年群体，《—中期青年发展计划》到期后，菲律宾政府于年又颁布了《—菲律宾青年发展计划》，强调要保障那些处于危险中的青年的生存，保护和发展那些有潜力的青年，为所有人提供参与决策的机会。但是针对青年在金融危机后面临的失业问题和其他诸多关切，该计划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
杜特尔特政府上台后提出“杜特尔特经济学”，宣布了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10点计划，包括大建特建基础设施、税制改革、投资人力资本、促进农村发展、改善社会保护计划以及加强《负责任的生育和生殖健康法》（ResponsibleParenthoodandReproductiveHealthLaw）的实施等。杜特尔特政府提出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对于刺激经济发展、改善贫富差距、保护弱势群体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国情咨文中，杜特尔特敦促国会参众两院尽快通过全面税法改革法案以降低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加大基建开支，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杜特尔特在其政策中提出，要保护菲律宾的下一代，将青年人视为菲律宾发展的资本。此外，杜特尔特寻求通过法律措施促进青年福利，包括通过《高校教育法案》（CollegeEducationAct），使万大学生受益；通过《反欺凌法案》（Anti-HazingLaw）、《心理健康法案》（MentalHealthLaw）等，要求“PhilHealth”向有心理问题的患者提供保险服务等。
但是杜特尔特政府的“高压政策”因手段过于强硬，遭到青年群体的强烈反抗。杜特尔特在禁毒政策中，建议将刑事责任的年龄从15岁降到9岁。鉴于青年中毒品使用现象严重，PDEA提议在学校进行强制毒品测试，遭到相关批评者的强烈反对。根据儿童合法权利和发展中心（Children’sLegalRightsandDevelopmentCenter）年的相关数据，杜特尔特上任的第一年，至少有54名18岁以下的菲律宾青年在警方行动或治安维持活动中遭到杀害。年2月，菲律宾爆发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游行，从北边的吕宋岛到南边棉兰老岛，由学生、文艺人士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示威队伍发起游行，抗议杜特尔特政府的“高压政策”。
（四）全球化转型的国际环境
国际上全球化与去全球化并行的趋势为菲律宾极端主义的激化提供了环境和温床。20世纪60年代起，菲律宾采取开放政策，积极吸引外资，加入全球化的浪潮，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成为世界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的发展更是加速了菲律宾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信息传播和人员流动速度加快。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导致原油价格成倍增长，中东国家迫切需要大量劳动力。同期菲律宾国内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鼓励菲律宾人出国务工，中东国家成为菲律宾海外劳工的主要目的地。
但是全球化在带来巨大繁荣的同时，也加速了全球贫富差距的扩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贫富差距扩大就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年金融危机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作为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国家，菲律宾的商品出口、资金和技术等都依靠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外依存度较高。这种不对称的依赖让菲律宾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不利地位，且极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年全球金融危机对菲律宾的严重打击就是例证，且在每次经济下滑期，青年都是最易受挫的群体。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其它各种负面影响的增多，年金融危机后去全球化现象开始出现，外资大举撤出，外劳回流返国，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兴起。“阿拉伯之春”就是“谙熟互联网、要求和世界其它大部分地区一样享有基本民主权利的年轻一代”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以及精英政治的反叛，全球恐怖袭击事件的频发则是上述态度的极端化表现。在这种国际背景下，菲律宾内部分离主义势力受到全球大势的影响，更加活跃。根据美国估测，约有名东南亚裔恐怖分子进入叙、伊战场，但是现在数百名恐怖分子正在回流，而作为曾参与过美国“9·11”恐怖袭击的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SheikhMohammed)和拉姆齐·优素福(RamziYousef)的“大本营”的菲南部穆斯林聚居区，将成为极端主义的新枢纽[58]。
四青年、发展与安全
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地区大规模战争爆发的风险明显减少，但是国家内部因民族、宗教等争端而引起的武装冲突明显增多。青年也越来越多地参与或被卷入到安全问题中，或是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或是沦为“安全”问题的受害者。随着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青年被迫卷入反政府武装，成为暴力冲突的先锋军，沦为政治斗争或是政治精英在党派斗争中打击对手的工具。年东帝汶爆发危机，导火索是东帝汶军队中一些士兵因歧视行为而引发的冲突事件，后逐渐演变为以首都帝力为中心的武装冲突，最终导致总理马里·本·阿穆德·阿尔卡蒂里(MariBimAmudeAlkatiri)下台。在这次冲突中，因抗议军队不公而出逃的前士兵和失业的青年成为冲突的“排头兵”。早在印尼占领东帝汶期间，当局就利用由年轻的东帝汶人组成的民兵组织在独立公投前后恐吓选民[59]。泰国红衫军和黄衫军对抗的背后是支持他信与反对他信两大势力之间的权力之争，自年他信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后，红黄两派斗争不断，年红衫军在曼谷中央地区长达两个月的占领得到了泰国学生联合会（StudentsFederationofThailand，STF）的声援与支持。
但是，青年不仅仅是被动的受害者，他们也有可能成为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动力。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号决议，强调青年作为维护和促进和平与安全的推动者的重要性，这是安理会通过的有关青年、和平与安全的第一项决议[60]。同时，联合国也敦促各国在和平进程中要注重发挥青年的积极作用，支持青年人在冲突地区的积极参与，发挥青年人创造和平环境的积极性。菲律宾从4年开始出台了一系列鼓励青年参与减少灾害风险（DisasterRiskReduction，DRR）的倡议和措施，充分促进了青年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参与[61]。目前，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正迎来“青年潮”。青年群体最具活力，但也充满最大的不确定性。如何发挥青年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控制其不确定性，是东南亚国家未来发展和安全框架中的主要挑战之一。
以往有关青年、发展与安全的讨论往往容易陷入二分法的窠臼，即青年是发展所产生的“问题”，还是解决发展问题的“解药”？青年是安全的“威胁”，亦或是促进和平的“良方”？许多发展中国家既将青年视为国家发展的未来，又将其视为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这种角色认知上的撕裂导致青年对自身的发展抱有较高的期待，但是又被排除在决策体制之外，从而成为导致青年激进主义甚至青年从事暴力活动的原因之一。青年的脆弱性，如贫困、失业等，既对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又因自身能力有限无法适应社会需求，获得体面、正式的工作，而不得不加入暴力组织，构成安全威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青年潮”本身不带有任何积极或消极的属性，青年既可以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红利，也可以是推动和平进程的动力，这取决于国家的发展和安全框架中如何对青年的角色进行清晰且中立的定位。发展中国家在处理青年、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时，应重新审视青年的角色，尤其要强调青年对可持续发展与推进和平进程的积极作用，同时应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平衡各职能部门的效用，在促发展的同时注重提供公共服务，应对与解决青年的脆弱性问题。
结论
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菲律宾发展与安全的实践证明，经济增长可能会促进安全水平的提高，但是经济成果在社会成员中不公平的分配，同样会增加不安全的风险，这种风险尤其体现在青年群体身上。青年是发展的重要“资产”，是促进发展的动力，但是发展产生的负面结果又突出体现在青年身上。青年参与暴力冲突的现象反映的不仅是“青年危机”，更是处于危机中的社会和发展本身。青年处于从儿童到成年过渡的关键时期，一个社会的价值、规范、结构和制度受到威胁，不仅会影响这种转变过程，其反过来又会威胁社会发展本身的可持续性。“青年危机”既是指青年问题对安全的威胁，也是指发展问题对青年的负面影响。面对发展所带来的挑战，青年的应对方式可以是暴力的，如极端主义、青少年犯罪、帮派冲突等；也可以是非暴力的，如移民、积极的政治参与和青年民族主义等。前者带来安全威胁，后者促进社会变革。因此，青年既是安全挑战，又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关键。未来几十年将是东南亚国家的人口红利期，这也是一个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战略机遇期。各国政府在充分利用青年人口优势促进发展的同时，也要特别重视青年危机带来的安全威胁，注重疏通和引导，通过制定积极的青年政策，给青年赋权，将其纳入国家发展政策的主流，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和持续性发展。
注释
[1]DangerousDrugsBoard，“ProfileofDrugAbusers(FacilityBased)，CY”,April18,,
转载请注明：http://www.feilvbina.com/fbdl/476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