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

论文成果丨张侃侃政府影人观众菲律


文北师大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张侃侃

张侃侃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电影学博士,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联合培养传播学博士后,华莱坞电影研究中心、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

曾赴俄克拉荷马大学、中国文化大学、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交流学习。曾任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微电影评委。

研究兴趣与任教课程包括电影研究、媒介理论、艺术史等。

博士论文为《人、媒介、社会的转化:欧洲先锋电影跨界观念与方法究》。其他研究成果发表于《电影艺术》《电影欣赏学刊》及各类期刊、文集、教材、蓝皮书。译有威廉姆·高徳曼剧本《虎豹小霸王》《霹雳钻》两种。

政府、影人、观众:菲律宾犯罪类型与亚类型电影互动因素研究

Government,Filmmaker,andAudience:ThreeCorrelateFactorstointerplaywiththeCrimeGenreandSub-genreFilmofthePhilippines

摘要:犯罪电影是菲律宾电影产业与文化最重要的构成之一,其类型与亚类型在形成过程中除了受到好莱坞电影和各种传统文艺的影响,还与政府、影人、观众的展开互动。然而,政府、影人、观众并不是内部统一而彼此和谐的三个互动因素,其实它们之间存在着冲突、利用、共存的动态关系。因此本文希望在注重类型电影的内部美学分析的同时,强调社会脉络分析,以期为了解和研究菲律宾类型电影提供一个出发点。

关键词:菲律宾电影、犯罪电影、类型、亚类型

一、前言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人都在热情地讲着故事、看着电影,以至于在讲述犯罪(crime/criminology)时都带上了难得的冷静。[1]我们假使用文艺的镜子论来解释菲律宾社会的犯罪与电影的犯罪两者之关系,似乎是说得通的。菲律宾令人堪忧的治安状况既来自动荡的国族历史和落后的政治结构(如部族式政治、政治效忠、政治恶斗),也来自畸形的资源分配和错综的地理分布。然而我们不能由此仓促得出结论:菲律宾犯罪频仍,电影就便宜地就地取材了。

但如果犯罪仅仅是电影的素材源泉,菲律宾犯罪电影生产的数量、质量、反响应当相对稳定均衡,可事实上它们参差不齐地混落在各个历史时期,鱼龙交杂,充满争议。也就是说,一定有其他因子在不断影响着菲律宾犯罪电影的发展样态。政府、影人、观众是一国电影产业的主要参与者,他们各自的态度、理念、实践势必在电影产业与文化中扮演关键角色。以下三个小节将结合菲律宾电影史的梳理和社会与媒介理论的讨论,考察政府、影人、观众在形塑菲律宾犯罪电影时所涉情境、事件、文本、影响,以便为该类型和亚类型的理论化或创作提供一个集结点。

二、菲律宾政府与犯罪类型与亚类型电影之互动

政府对于犯罪的媒介呈现的定义和管控往往伴随电影审查机构的设立与发展。鉴于早期电影的有限传播和纪录性质,菲律宾当局并未设立完备的电影审查机构。但表现犯罪已经被认为是不当的。早期影人耶斯勒因拍摄恶徒的故事受到地方媒体攻讦,遂取消放映。最初的犯罪电影还包括菲律宾民族独立人士被除以极刑的影片,西班牙殖民者暴力的呈现分别触动了亲西华裔和美国殖民当局的敏感神经并采取重拍或打压的对策。而其叙事层面的罪则有被指认的煽动罪、残酷的刑罚、何塞真相不明的招供。《男孩帮》(BoyBandits,)因其片名、将教父设置为坏人、使用杀人暗器、包含少年恋爱及诱惑镜头被审查委员会严厉指摘,此事还开始了审查制在国片和外片间有所倾斜的争论。之后浪漫片、喜剧片、动作片、奇幻片一直占据主流市场,犯罪电影并不显著。“电影审查委员会”(BoardofCensorshipforMotionPictures)的职能还相对笼统,即“检查有声、无声,进口、国产的所有电影,禁止他们认为不道德或违反法律和良善风俗或有损菲律宾政府、人民名誉的电影的公开和放映”。[2]年代末至年代,除了《艾弗与亚当》《他们说我是个哈客》引起的争议,针对电影伦理正确或政治正确的审查仍相对薄弱。

年代晚期,小型独立公司出品的大胆电影(Bombafilm)蔚为风潮,甚至有地下放映和送审与放映版本不同的情况。年9月15日《菲律宾先驱报》编辑部发表意见道:“未成年人犯罪的甚嚣尘上和年轻人的道德沦丧可以归咎于委员会通过并在影院和电视放(播)映的、有害身心的影片里的可怕例子。如果这类电影让人反感的元素未被消除或者这些电影未在男轻男孩中禁绝,过失很明显在委员会一方”。[3]由斐迪南·马科斯总统钦定的电影审查委员会(BoardofCensorsforMotionPictures)主席圭勒莫·德·维嘉对于大胆电影持有的矛盾态度刚开始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奇怪。他在认为其粗俗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它们中的精品在活络本国电影产业、抗衡外国同类作品方面、在较为单一的国内电影类型之外开拓出新的方向的积极潜力。委员会已经意识到,若想在国际电影竞争中立于不败,就需要稍微放开已被文化解放延展的尺度。

年9月27日,马科斯颁布“第13号指导意见”,以“保卫我们社会的、尤其是年轻人的道德,与某些电影的不良影响作斗争”为目的,禁止下列电影,为打造所谓“新社会”(NewSociety)创造有利环境:“1.有煽动针对国家之颠覆、叛乱、造反的倾向的电影;2.有损害人们对其政府和/或合法建立之权威的信仰与信心的倾向的电影;3.美化罪犯或宽恕犯罪的电影;4.除了满足暴力色情市场别无他求的电影;5.冒犯种族或宗教的电影;6.有教唆禁令药物之交易和使用的倾向的电影;7.违反法律、公共秩序、道德、良善风俗、既定政策、法律秩序、法令及告示的电影。”[4]

尽管存在上述禁令,当时的第一夫人伊麦达深谙电影传播规律,认为电影是菲律宾国家形象和发展现状的展示平台,需要精进其技艺,并寻求国际合拍。在国内外市场发展不力之时,支持最赚钱的电影类型,在频受批判的情况下通过对艺术创作有限度地松绑,争取国际舆论支持,谋求政治生存空间,可谓一举两得。可事实更为残酷,在她的赶工命令下将事故受害者永远埋葬的菲律宾文化艺术中心马尼拉电影中心在年代变成低级影院获权前全国唯一合法放映色情电影的场所。

年1月29日通过“第号行政命令”建立的菲律宾实验电影中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电影内容的管制。同年“第-A号行政命令”批准设立菲律宾电影学院,该机构的伦理标准包括:“1.主题选择必须受良好品味的绝对指导,必须对未成年人参与或卷入的犯罪或反社会行为之表现施加特殊限制;2.银幕上不得宽恕犯罪、美化罪犯;3.细致的和过度的残忍、暴虐、肢体暴力将被禁止;4.不允许与故事和动机无关的或有引起反常行为的倾向性放荡、裸体、激情亲密场景;5.不允许对肉体和/或心理的缺陷或人物进行过度的嘲弄;6.不允许以引用或暗示的形式贬低、嘲弄宗教、文化社群、其他种族、本国或其他国家的国旗;7.不允许与故事无关猥亵的、暗示的、庸俗的、渎神的语言、姿势、动作;8.不鼓励美化或强调没有反映我国民众美好形象的不良习惯、习俗、态度、情景、实践,如法律禁止的赌博、对合法建立之权威和老人的不敬等;9.不允许对儿童和动物的残暴行为,除非与故事极为相关;10.不允许故事、人物的设置有悖于我们社会道德和理念的发展,特别是在国家的发展时期。”[5]年10月,“号总统令”通过将“电影审查委员会”(BoardofCensorsofMotionPictures)转化为“影视检查分类委员会”(MovieandTelevisionReviewandClassificationBoard)。“号总统令”条款基本与“第13号指导意见”一致,但增加了不得违抗“半”、“亚”司法和诽谤中伤他人的条款。而在美国意味着“仅限成人观看”的“X”级在影视检查分类委员会那里却是“不许公众观看”的意思,这也就是为何说该委员会的真正职能是审查而非分级的原因。这样看来,电影管控更为缩紧。

马科斯倒台后一段时期,即曼努埃尔·摩拉托和亨利埃塔·曼德兹分别任职影视检查分类委员会主席期间,电影审查依然保守,前者对关涉政治、宗教、性的电影(大胆电影化生出的勇敢电影(boldfilm))呈现甚为敏感,只有“具有一定救赎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而非仅仅对于乱伦的窥视记录”的“真诚电影”才有可能被通过;而后者治下的分级/审查更在意道德维系而非政治评论了。[6]约瑟夫·埃斯特兰达总统虽出身演艺界,但其电影政策由分级走向审查。埃斯特兰达手下的阿米达·西圭昂-雷娜发觉总统设想的彻底排查不太现实,所以将重点放在严打限制级电影及其片名。《情欲表演》海外放映无虞,并在更名《现场秀》后获得国内上映;后来的《pinay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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