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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鲍泰利：中国不需要多党制
-12-30 环球时报
世界银行前驻中国首席代表皮特·鲍泰利。
●目前中国不需要多党制，实行多党制将给中国带来不可承受的风险
●多党制并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义是能够对人民负责
●在一党制的体制下，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经济和社会发展还存在巨大潜力
“多党制并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义是能够对人民负责”，“一党制的运转，其优点在于能够利用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政党有很强的决策能力，而这些恰恰是多党制的缺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高级兼职教授皮特·鲍泰利最近对美国与中国的政党制度做出这样的论述。作为经济学家，鲍泰利曾在上世纪90年代任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12月27日，鲍泰利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中国不需要多党制，实行多党制将为中国带来不可承受的风险。他认为，中国今日发展的关键之一，是在保留现行政治体制运行和设计的情况下，保持高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减少社会不公和保护好环境。
环球时报：前不久，您曾和我谈到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为什么您对中国的话题这么 鲍泰利：我从年开始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60个要点，是非常重要的决策，这些决策提供了继邓小平之后，中国深化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一份最全面，也最细化的路线图。改革路线图是清晰的，挑战在于实施，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过程中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足够的勇气。中国经济在过去35年已发展得很庞大也很复杂，社会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元化。改革需要进行很多调整，这其中会有输赢。强大的利益集团会阻碍改革，并且用其影响力去保持现状，我认为，很多时候这种做法是以牺牲长期发展和稳定为代价的。
总体来说，不仅中国人民，包括世界都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受益很多。世界热切地 环球时报：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学术界也一直在讨论“中国道路”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上，君主立宪制、多党制、总统制，结果都行不通。您怎么看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各种实践？您最近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提到，“在某个历史时期，可能一党制更有效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
鲍泰利：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说服当时的中国领导层，让中国走上一条更开放、更市场化的经济发展道路。邓小平也坚信，政治体制必须被保留。但是，由于中国高度成功和独特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以经济发展为主的发展思路，很多原有体制的做法也发生了变化。如高层的集体领导，高级领导人的任期制度，金融和财政调控政策的部分集中化，汇率的统一，以及在任命和提拔干部时对专业资质的看重等等。与此同时，为提升效率，推动发展，体制更依赖于国内的竞争(甚至在国企之间)，以及通过投资和贸易促进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融合。中国在很多国际组织中担任积极角色，学习国际经济、社会和政治经验。20世纪80和90年代，中国是最重视学习国际经验的国家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变得更加自信。
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寻求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然而，进入年以后，其他政治体制的缺陷也变得很明显，特别是在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要求中国政改的声音也因此变弱。中国今日发展的关键之一，是在保留现行政治体制运行和设计的情况下，保持高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减少社会不公，更好地保护环境。我倾向认为，目前中国不需要多党制，实行多党制将给中国带来不可承受的风险。
从辛亥革命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对多党制的探索并不成功。我相信，只要政策导向决策性地向增强社会包容性发展，那么，在一党制的体制下，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能朝着让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更加民主、更加公平、更加环保的方向发展，达到一个更平衡的经济发展方式。如三中全会所提到的，逐步废除户口体系，更加对人民负责，更倚重于经济竞争和市场定价，增加社会透明度以及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环球时报：刚才您也提到了美国和年的金融危机。因为政党“极化”造成美国社会的分裂，美国知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表示，“国会里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几乎不再相互往来，而两党议员越不交往，就越难以进行政治合作，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您预测，美国的极化能“刹住车”吗？为什么让两党相互妥协那么难？
鲍泰利：我希望美国主要两党能够再次学会合作。这需要双方有妥协的意愿，转变政治思考方式，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以各自党派利益为重。近年来(美国)出现的政治功能障碍不能继续下去了。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巨大且多方面的，如国际竞争力下降，财政和金融改革、养老保险改革、移民政策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比如，是否能够建设性地帮助世界其他地区促进发展与和平，适应其他大国的崛起等。我相信目前的政治“极化”现象可以被改变，这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但我不知道这样的改变何时到来。
环球时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去年撰文说，美国政治上的分裂阻碍了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国家无法在危机面前团结起来。您认为，多党制的优缺点是否十分鲜明？
鲍泰利：多党制的优势在于，各方能够合理表达不同意见，追求不同政治目标，保证政府的合理性。如果说到弊端，任何多党体制的风险在于党派失去妥协的能力，专注于为党派私利去斗争，而非更广阔的国家利益。其次，对选举成功的专注大过追寻竞选成功后完成政治目标的努力。另一个风险是金钱在选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许多人提到，美国政治体制的弱点在于宪法太难以改变，在过去年中仅有27条修正案通过;其次是体制太注重于个人权利，有时候以牺牲集体的权利为代价。
环球时报：您怎么理解“制度建设”这个问题？中国目前的政党制度需要注意哪些发展的问题？
鲍泰利：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进行市场改革后，取得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国际社会得益于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则得益于及时和有效的国内体制，特别是经济领域(包括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我看来，在中国共产党一党制的体制下，经济和社会发展还存在巨大潜力。我认为，未来体制的发展应该比过去更注重社会公平、环境保护和司法平等，只有中国能在为此努力并在实践中进行决策。中国不乏高素质的学者、智库和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我相信他们能在中国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做出正确决定。
二则：“党国体制”的哲学基础——政党：多与一
“一党制”的哲学基础是整体主义，它跟多元主义是完全对立的东西。因此，“一党制”不是现代意义的政党制度。一党制的恰当称谓是“党国体制”。所谓“党国体制”，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强盗逻辑下的独断公式：党=国家。它篡夺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真理性”。因此，“党国体制”的生命力是极其有限的。故此，“党国体制”的惟一宿命就是无休止地戕害生命、破坏社会，直到毁灭国家。这是不证自明的历史经验和逻辑规范！然而，很多人故意否认这一点。所幸一些有良心的人愿意成为那个《皇帝的新衣》中的孩子，替我们喊出真相。下面的文章就是。
政党：多与一
□西闪[南方都市报年9月6日]
学者们注意到，从宗派转变为政党，是以这样一个漫长的观念转变过程为基础的：“从不宽容到宽容、从宽容到持歧见、从歧见到相信多样性。”(《政党与政党体制》，G·萨托利著，商务印书馆)简而言之，当人们意识到不同的意见与多样性不会对政治秩序造成危害时，政党才会脱离宗派的色彩，成为政治体制中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与多元主义的世界观密不可分，没有多元主义的观念，复数的政党就没有存在的土壤。
当然，必须着重强调的是，多元主义指的是一种世界观，切不可与事实上的“多元状态”或“多元社会”混为一谈———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多元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社会就许可多元主义的观念存在，或者承认多元主义的观念具有价值。同时要强调的是，多元主义的核心是“分歧以及对分歧的赞许”(萨托利语)。而分歧，在我的理解就是“和而不同”———它既不是全体一致，也不是冲突与决裂，它并不预设任何单一性的前提，而是强调在“不同”之中去追求、去创造“和”。这一点，汤一介先生有比较深刻的阐释。
那么，如果不借助这些稍显空泛的概念，人们还可以怎样去把握多元主义的事实呢？标准答案还是“组织”：大量自治的、互不隶属、非排他性的社会组织是多元主义的决定性特征。就这一点，政党和其它组织没有什么区别。在这个基础上，人们说政党是多元主义的产物，或者说“政党多元主义”，恰好符合“政党”一词的词源本义“part”(部分)。
可是，在人们的经验世界中，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复数的政党并非政党现象的全部。还有一种现象也是存在的，那就是作为整体的政党，或者说单一政党。
按照多元主义的原理，作为整体的政党在概念上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不管一个政党宣称代表多少人的利益，有一个基本事实是永远无法改变的，那就是人类与政党这两个概念在外延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米歇尔斯语)。因此，这里的“整体”更多意味着与多元主义相对的“整体主义”。萨托利用一个比方来说明单一政党在逻辑上的困难：一个砍掉四肢的四肢动物还可以称之为四肢动物吗？这的确令人困惑。
一方面，这困惑说明了作为部分的政党(复数的政党)与作为整体的政党(单一的政党)没有共享的原则，或者逻辑基础。它们都被称为政党，但其中必然存在着用词不当的情况，乃至故意的概念混淆。马克斯·韦伯认为，如果一个政党不是通过政治市场的自由说服而发挥功能，它就不再是一个政党。不少学者也认为，当一个国家取消了其他政党而只留下一个政党的时候，它实际上取消了政党的本质性的东西。他们说：“集权制度下我们称之为政党的组织根本不是政党。”(《比较政治学》，阿尔蒙德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但是另一方面的困惑来自现实———尽管单一政党体系(一党制)的出现比复数政党体系(多党制)晚了至少一百年，但它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时候，当人们使用“一党制”与“多党制”的概念时要意识到，这里可能存在着对所谓“体系”(system，也译作“体制”)的混淆。因为很明显，无伦“体系”一词有多少歧义，有一点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只有存在两个以上的分析单元的前提下，体系才会成立。用阿尔蒙德的话讲：“体系是指各部分之间的某种依存以及体系与环境之间的某种界限”。简单来讲就是，当“部分”存在时，“体系”才有意义。当政党是部分(复数)时，才构成政党体制。当政党是整体(单一)时，不可能有什么政党体制存在。因此人们应该清楚，一党制与多党制根本没有在同一个意义上谈论体制。
那么，如果一党制的“体制”指的不是政党体制，指的是什么呢？有学者给了一个恰当的称谓：“党国体制”(party-statesystem)。意思是，一党制不是真正的政党体制，即国家体制之下的次级体制，而就是国家体制本身。在这种体制中，有时候政党看起来是国家的拷贝，有时候国家像是政党的工具，但不管何种情况，政党与国家在本质上是不分彼此的。可以这么讲，一党制是整体主义的产物，是“一元体系”(asystemofunitarism)。
回到历史人们就会发现，一党制的出现之所以比多党制晚了一百多年绝非偶然。有学者认为，正是多党制的虚弱与失败导致了一党制的产生，它曾被视为多党制失败后的最终解决手段———不少人都承认，恰恰是在魏玛共和国的软弱中产生了纳粹。可是，既然多党制有自身的问题，那么何不回到没有政党的状态？
答案是回不去了。没有政党是传统社会的自然状态，可是一旦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就必然涉及到民众的参与和资源的调动问题。如果说多元主义是多党制的先决条件，那么一党制的先决条件则是整个社会的普遍政治化———没有这样一个整体的党国体制，就无法对社会进行广泛的渗透与动员，也无法防止不同意见的产生，从而失去对社会的控制。
三观不正，你会世道迷茫
思维模式不正，终会输的干干净净
欲成大事者，必先改造自己的思维模式
进而，改造你的周围和你所处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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