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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浮沉由梁启超的南北观到地理环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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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高三“临门一脚”41题

(汕头三模)41.(12分)阅读下列材料,完成问题。

材料年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见下表)。

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对梁启超的研究进行探讨。

(说明:可以对梁启超的研究方法、论据、论证过程、结论等进行评述;也可以对其观点进行论证、批判、修改或提出新观点并展开论述;要求立论科学、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根据题目对于《中国地理大势论》的描述,梁启超通过对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基本可代表北/南)的比较研究得出了在军事、政治上北方强于南方;而在哲学思想上北方比南方更为重视实用。

作为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国家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的时刻,梁启超所做的这一研究与他所从事的社会活动紧密结合,带有浓厚的近代中国的特色,在吸收西方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又为本国发展事业直接服务。

梁启超的这一观点显然受到在近代西方盛行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认为地理环境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一种观点,即以自然条件的作用解释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最终决定政治架构。这一观点最初起源于古希腊希波克拉底“人类性格源于气候”一说。其后继者则将其发展,认为地理环境对国家特征与民族性格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启蒙运动时期,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扩展到不同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并辩称“热带地区往往盛行专制,而温带地区则衍生出文明而强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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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研究手段并没有彻底理性化的时代,西方众多学者所推崇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广泛传播,被应用于对多种社会现象的解释中,直至20世纪依然能造成巨大影响。地理环境决定论毫无疑问增强了处于上升时期的欧洲人的自豪感,成为他们将工业文明成果大胆扩散的动力之一。

然而在地理环境决定论所间接引起的文明扩散之外,它还引起了不同地区之间无中生有的歧视与偏见,不少内容甚至持续至今。而其引起的带有进步意义的工业文明扩散,也难以为世界其他地区的长远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始终只能使其成为西方世界的附加品,难以融入核心。

塞西尔·罗得斯

地理环境决定论逻辑的非严密之处之一是它并没有明确它所指的“地理环境”的界限。

早期的人类活动的进行完全依赖于纯粹的自然资源,当人类的生产力处于极低水平,也没有形成足够丰富的社会结构,地理环境毫无疑问会对人类活动产生极为重要甚至是首要的影响。

而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上升和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相关上层建筑的构建不再直接来源于可见的自然资源,而往往是已经经过多次加工,彻底完成“人化”过程的产品——即使它最初确实来自自然。当社会中多数活动更多使用人化资源之时,一地的地理环境就不再能在极大的程度上影响人类社会的进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被压缩到极小的程度。

若是依据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此时仍然认为一地的地理环境仍然具有决定性作用,使该地的发展永远处于无法摆脱的宿命中,未免过于强词夺理:即使所有的人化资源最初都存在脱离于人类加工痕迹之外的时光。而如果将范围缩小到(经过极少人类加工的)自然资源中,甚至在农业时代就已经显得不合常理。而持有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在大多数时候甚至没有完全定义自然资源最终的延伸范围,只是笼统地认为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可抵抗。

希波克拉底等古希腊人认为正是海洋培养了雅典人高尚的精神气质,并赋予了雅典构建其高度“民主”政体的契机。然而相同的地理位置,在20世纪80年代却反奉行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专制政治体制。

希波克拉底

而与雅典同时期,其西南方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斯巴达、科林斯等城邦与雅典的景象则截然不同。雅典和另外两者上层建筑形成如此显著的区别并不是能够简单地通过地理环境差异来解释的。或许这一差别的形成与其自由贸易的繁盛程度有一定关系,然而航海、自由贸易等已是与自然环境有相当距离的人类活动形态。

此外,在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地带,其社会形态的变迁也同样经历了与同雅典一般显著的变化,而其变化的具体内容也差异巨大。持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将重心置于一个过于间接的因素,它们之间可能有一定的联系,却不至于达到“决定”的程度。

※回到梁启超在他的研究中所“隐射”的南北观。

梁启超在遭受维新变法的挫折之后,并没有停止他的社会活动,同时也在学术上向西方探寻救亡图存之道。

受达尔文进化论与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影响,梁启超进行了自己独特的历史人文地理学科研究,在后来形成了具有近代中国特色的“地理环境论”。

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初步解读了地理与文明的密切关系。随后在年,梁启超以极快的速度写下了《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及《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使他地理环境对文明进程的观点实现了系统化。

梁启超在20世纪早期的这些论著,由于时间仓促,略微犯下了和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相同的错误,即忽视了人的能动性作用,给不少读者一种饥不择食的感觉。但梁启超作为初次流亡日本的学者,接触到大量的西方新思想,加上其一贯带有的人文情怀,仍能让人耳目一新。

梁启超在各方面对地理环境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做了分析的尝试。

他认为,文明必最早生出于地理条件优越之地。中国东南方山水纵横,地形崎岖破碎,交通困难;西北方干燥苦寒,难以生存,故而中华民族生于中原,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易于安居发展,同时也形成了中庸的易于融合其他民族的独特民族性格。

然而另一方面梁启超也意识到,西方地中海为交通融汇,外来文明不断对原有文明进行冲击,而中心文明对外围文明又有巨大的辐射空间,故而西方民族具有开放特征;与此相反,中华文明周边均为落后之民族,中华文明的繁荣完全依赖自身,最终反而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梁启超据此认为中国是“吃了这种环境的大亏”。

作为中国的本土学者,梁启超为引出救国救民之道对中国的地理环境所造就的民族性格做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中华民族生长于平原之上,缺乏突兀、极端之地形,故形成中庸包容之性格;中国河流多为东西流向,南北易形成较大分异;处于半封闭空间之中,在轻视外来者的同时国家意识单薄。

同时,梁启超也意识到近代科技的普及正在将原有的地理环境逐步打破,看到了人为活动的巨大作用,这是与孟德斯鸠等西方近代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有所区别的地方。

除了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梁启超也对中国南北方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正如本文开头题目所述。

而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所涉内容远不止政治、哲学、军事三部分,梁启超对南北方的各方面作了更为细致的比较,其内容涉及宗教、文学、民俗等各方面。

经过梁启超的开创性研究,国人对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思想开放进程也同时加快。

后世对于清朝状元出身分布的研究、唐宋诗人籍贯分布的研究及其他充分考虑地理要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的研究,都可以隐约看见梁启超最初开创性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

PS:汕头三模41作为一道再普通不过的41题,最为简便的方法便是表达与梁启超的“地理环境论”类似的观点,并在每一部分进行简略的具体比较。

如果你愿意尝试别的办法,那你真的很棒棒喔。

end

撰文

winniethefool

编辑

双双

winniethef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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