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菲律宾 > 菲律宾时差 > 钟远明美国并吞菲律宾过程中在香港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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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香港沦为殖民地后，美国在港活动愈趋频繁。时至美西战争前夕，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的委任及其活动为美国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支援；在港英当局奥援下，美国方面对菲律宾香港委员会开展舆论、情报及司法等斗争，并思考战后如何利用华人开发菲岛；为策应香港部署，广州、上海、新加坡与马尼拉等地美国领事与香港展开合作，加速并吞菲律宾。上述行动构成美国在东南亚扩张的重要环节，香港成为美国在远东扩张之战略要点,是菲岛以外不见硝烟的“战场”。
［关键词］美国领事；香港；菲律宾；美西战争；东南亚
［作者简介］钟远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专业级博士生。
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年第3期。
香港沦为殖民地后，美国在港活动愈趋频繁。时至美西战争前后，美国为并吞菲律宾，利用香港特殊地位策划系列部署，构成美国加速东南亚扩张的重要环节。上述问题潜藏于论述美西关系或菲律宾革命等有关文章中，片段零散，隐晦不彰[1]。原始档案及当时报刊显示，作为派驻远东的重要外交代表、一众美国领事不仅亲历事件，更深度介入其中。笔者拟以此为视角，论述19世纪以来美国如何利用香港为其东南亚扩张服务，以期加深对美国远东政策历史演变的认知。
一 美国东来及其驻港领事职责
自香港开埠以来，美国对香港的态度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远东商贸环境与美英关系。英国割占香港初期，各种基础设施仍属草创阶段，“为求设备方便，有的行商宁愿前往黄埔，不来香港”[2]。诚如时任美国驻港领事弗雷德里克·布什（FrederickTBush）所言，依英国在殖民地实行的政策，香港“无法成为进行任何重要贸易的港口”[3]，在鸦片战争后一段时期内广州与澳门于中外商贸中的传统优势仍在[4]。与此同时，自年英美战争以来，英美关系仍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作为新立之国，美国财力有限，其远东贸易相较于英国，只能望其项背，须追随英国在华扩张以图利益均沾，但两国在远东的竞争已隐然形成[5]。基于前述，尽管美国于年设置香港领事，但设领之初只由该领事官在其住所处理事务，直至20世纪初，方将总领事馆迁至雪厂街9号[6]，且人员编制相当简单。香港地理位置虽优越，但“美国出于对英国的防范，军舰宁可驻泊澳门，也没有将英国控制的香港作为建立‘太平洋商业帝国’的支点”[7]。而美国谋求远东利益仍循外交策略，“以期无须用香港”，“得奏同样的事功”[8]，可见美国当时对香港重视程度有限。
然而香港在英国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的推动下，逐步成为中国沿海的重要商贸中心，时任美国驻港领事詹姆士·琪南（JamesKeenan）直言，香港作为中国各港口航线之终站具备诸多优势，香港对诸如美国国家及其财政、美商利益“均有极大好处”[9]。加之广州排外情绪强烈，澳门苦力贸易衰落等客观因素影响，各国在远东的注意力开始移至香港。年，美国驻澳门领事被撤销，该领事馆物品遂由美国驻港领事接收[10]，正如领事报告所言：“澳门对华贸易占比极小，且此处离香港如此之近”，“关闭此处领事馆亦不会感到极大不便”[11]。自此广州与香港遂成为美国在华南派驻领事的两个最重要的城市[12]，其中香港于年升格为总领事[13]，成为继上海之后第二个设立美国总领事馆的中国城市。
结合香港情况，美国驻港领事职责主要如下：向国务院报告美国在港贸易、船只进出港口情况，救助美国在港贫困海员，处理华人由港出境赴美事务等[14]，活动主要集中于拓展远东的商贸利益与该国公民事务范畴。随着英美关系日趋缓和升温，美国更愿意将其亚洲战舰部署于香港，并首度于香港建立海军出纳室，认为此举“必不可少”[15]。以年至年香港《南华早报》（SouthChinaMorningPost）对远东列强军舰情况的连贯统计为例，美国部署华南沿海的舰艇主要停泊于香港[16]，并多次利用炮舰对广东及华南沿海地区进行武力恫吓[17]。美国在华南沿海军事力量的增强，客观上为驻港领事日后的政治或军事干涉提供了坚实后盾。
年9月，朗斯维尔·怀尔德曼（RounsevelleWildman）接任美国驻香港领事，翌年升格为总领事[18]，成为美国通过香港并吞菲律宾的先兆之一。美国驻港领事在政治、军事及情报等方面展开前所未有的积极行动可谓始于怀尔德曼。怀尔德曼曾在英属海峡殖民地担任领事，能力出众，并著有若干关于东南亚民俗风情传说的书籍[19]。他任职香港领事后，正如前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Denby）所言：“香港领事一职为他获取对华贸易知识提供了极大便利，亦是其必需的一步。”[20]怀尔德曼亦据此将其对华历史的理解认知及在华游历的心得体会写成《中华开门——唐人录记书》（ChinasOpenDoor:ASketchofChineseLifeandHistory），主张中国应对列强门户开放，接受现代文明洗礼，并扬言“炮舰、坚定认真与外交手腕将为我们在中国市场提供立足之地”[21]。这样一位有过任职海峡殖民地经历的“中国通”，让其任职香港领事便顺理成章。
二 战时美总领事在香港策划的系列斗争
怀尔德曼接任驻港领事后，遂为其职位升格展开行动。年10月，基于总领事权限及比照新加坡领事升格等理由，怀尔德曼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将香港领事升格之要求。他认为香港作为重要的英国殖民地，诸如尼德兰、瑞典和挪威等国都派驻总领事到港，“美国领事馆作为香港最重要的领馆”，“实在不应沦于夏威夷及秘鲁之后”[22]。翌年1月，国务院批准上述要求，怀尔德曼自信地认为总领事“如同在美国领地般在英人中成为自豪的源泉”[23]。升格举措客观上为驻港领事在美国并吞菲岛过程中展开的一系列周旋交涉提供了相当便利。
怀尔德曼到港之初即 美西战争打响后，杜威舰队在攻打马尼拉过程中一度与美国政府通信中断[29]，美国驻港总领事担负起美国政府与海军之间的通讯任务，并多次往来于香港与马尼拉之间。总领事一方面应杜威要求，利用美国海军新添置的“麦卡洛特”号（McCulloch）和“南山”号（Nanshan）等将阿吉纳尔多（EmilioAguinaldo）等人从香港运往菲律宾策动起义[30]。另一方面则利用“扎菲罗”号（Zafiro）等舰只维持香港与马尼拉之间的通讯，这些舰只成为杜威舰队唯一的对外联系管道，向国务院报告战况，同时也为舰队提供后勤供应[31]。总领事还亲自带阿吉纳尔多登上“麦卡洛特”号前往菲律宾，但拒绝他带枪登船[32]。因应战争需要，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成为美国夺取菲律宾的前沿基地，工作顿时繁重起来。开战之初，焦虑情绪弥漫，大批志愿者涌往领事馆，为安抚众人情绪，总领事为此通宵达旦工作[33]。由于工作量极大，美国驻港领事馆原有工作人员难以应付战时接踵而来的各项事务：数百封来自国会议员、政府部门和报章的信件充斥领事馆，询问总领事关于菲律宾问题的解决之道，总领事对此只能拒绝回应[34]。总领事只能增聘包括在港美国公民在内的人员分担战时领馆事务，并不惜从自己的薪水中提供相应的额外资金[35]。他坦言：“攻占马尼拉后，领事馆工作量倍增”，“数以百计的美国人通过香港前往马尼拉，所有人都需要领事服务??自开战以来，许多美国商业公司的众多信件纷至沓来，商人们为其商品寻找市场，拜托我为此引荐和提供个人帮助”，“领事服务本与菲律宾军政府之武器弹药及危险人物无涉，然而无论我担任何职，我的时间都倾注于执行军政府的要求，这似乎已超出领事章程中的职责。”[36]及后，美领馆接管西班牙驻港领事馆事务，总领事愈加申诉领馆人手不足之苦，且饱受舆论攻击[37]。不过，对此他一概承受，认为这是“领事馆的责任”[38]。美国驻港领事馆在美国部署战争过程中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可见一斑。
菲律宾革命党通过香港委员会，以香港为总部遥控菲律宾岛内的起义，随着美菲矛盾日益尖锐，与菲律宾革命党在港展开斗争的重任便落到美国驻港总领事身上，其战线遍及舆论、情报与司法等领域。美西战争伊始，美国方面确曾助菲律宾革命党返回岛内发动起义，怀尔德曼为其运输军火，策应美军行动，而阿吉纳尔多等人在报刊上一再以此宣称美国驻远东外交官员曾许诺其独立，如今美国却反悔，故谴责美国背信弃义。其他菲律宾革命党成员则在巴黎、华盛顿等地积极活动，争取包括美国反帝国主义联盟的同情与支持[39]，企图影响美国总统大选[40]，期许民主党获胜后能扭转对菲政策。美国国务院一度亦对此类宣传将信将疑，是非难辨，告诫总领事“禁止做任何保证”[41]。而被事件推至风口浪尖的总领事怀尔德曼随即否认曾许下承诺以及曾讨论过美国对阿吉纳尔多之政策[42]。他一方面向国务院详尽解释事件来龙去脉，包括对诸如协助武器运送、领事馆会商以及往来信函等作出清楚的解释证明，力避嫌疑。他指出，寓港富裕菲人出资襄助反西事业，希望成为美国公民；然而阿吉纳尔多及其小圈子怀有独立自主的野心，故擅自组织政府，“未有兑现在给领事馆信件中对美国驻港领事许下的承诺”[43]，对阿吉纳尔多等人予以了谴责。另一方面，总领事认为菲律宾革命党领导人欺骗美国媒体，发表不实言论，将自身塑造成“为独立而战的领袖”[44]。他选择在媒体正面迎战菲律宾革命党，对坊间关于双方结盟及许诺独立的质疑予以坚决否定，逐点反驳[45]。例如，针对香港报章《士蔑西报》（HongKongTelegraph）刊文披露有关美西战争内幕，美总领事投书报章，逐点指出文中失实之处，并扬言将向香港法庭申请对该文的禁制令，迫使该文作者认错道歉[46]。其时坊间流传美总领事与阿吉纳尔多的合照，怀尔德曼认为其目的在于着力破坏港英当局与总领事之互信，实现从香港偷运武器到马尼拉的目的[47]。总领事为此提供真实照片，力证此前流传的合照为伪造，否定革命党关于美菲合作的说法，影射阿吉纳尔多为“阴险小人”[48]。尽管总领事在舆论宣传战中未令持异见媒体改变报道方向，但至少令美国国务院接纳他的解释，并对总领事与菲律宾香港委员会的斗争予以信任和支持。
搜集情报用作对敌斗争是总领事在香港的又一项重要任务。情报大体可分为三类：列强关于美国夺取菲律宾的态度与行动、菲律宾香港委员会活动情况以及菲律宾革命党人利用中国各口岸走私军火的情形等。关于列强态度，以德国为例，即对美国举动抱有敌意，并有军舰在相关海域耀武[49]。为避免德国作出干涉，总领事亦在其中担当一定的调和鼎鼐的角色，并将相关情况送达杜威与美国政府[50]。美菲关系日趋紧张，总领事亦将情报搜集重点转移至菲律宾香港委员会。怀尔德曼藉密探调查得知菲律宾革命党内部人员构成、分工及内讧分歧[51]，借此对其进行分化瓦解[52]。当得知菲律宾革命党出没于澳门，澳门可能成为武器偷运地时，总领事趁机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将澳门纳入其领事管辖区，要求国务院提供密探与炮舰支援覆盖澳门，以应对有钱有枪的菲律宾革命政府，打击菲律宾革命党人在澳门之活动[53]。而美国海军亦同意派美舰DonJuandeAustria号前往澳门“震慑坏分子”，“将令革命党代理人不可能招募到从事军事冒险勾当的人员”，总领事藉此呼吁国务院加大对香港的资金投入，切断起义分子在港之联络[54]。此外，为减轻菲律宾军政府镇压起义军的军事压力，总领事严查菲律宾岛内武器来源，“监视那些致力于运输军火设备进入菲律宾的船只”[55]。年12月10日，国务卿海约翰（JohnHay）要求总领事严密监视革命党从港偷运武器情况，并“采取有效措施制止”[56]。自美军占领马尼拉后，在美方军政当局资助下，怀尔德曼聘用不少英国人及华人充当眼线以监视菲律宾革命分子的一举一动，挫败他们从香港偷运军火出境的企图，并成功定位多个用于偷运军火的海边地点。相关情报亦与菲律宾军政府共享，促成军政府对走私人士及其同谋的逮捕拘禁，试图从根源上切断菲律宾起义军的外部奥援，杜威与菲律宾总督奥蒂斯（ElwellS.Otis）盛赞其工作“卓有成效”[57]。其中最著名的案件莫过于扣押假冒美国船“修道院”号（Abbey）走私军火案[58]。
美总领事与菲律宾革命党的斗争亦延伸至香港法庭。当时菲律宾香港委员会成员在香港法院提起告诉，指控美总领事怀尔德曼侵吞该组织独立经费墨西哥鹰洋47，元，总领事对控告予以否认并提出抗辩[59]。上述款项所购武器则存放于一家在港德国公司，菲律宾革命党曾多次计划夺取，但在港英当局协助下，美总领事挫败了上述计划[60]。而曾经协助菲律宾革命党走私军火至菲律宾的英国人约瑟夫·格莱姆（JosephGrime）控告以阿吉纳尔多为首的菲律宾革命党未支付战争期间他为该组织积极奔走所应得的酬劳，并于法庭上披露彼此交往详情，同时也对事件中对抗美国政府的美国公民作出指控[61]。实际上，该官司背后有美总领事的身影，正是由于怀尔德曼此前向菲律宾军政府提供情报，这位英国人才于年11月5日在马尼拉落网[62]，遂促成前述控诉，为打击协助起义军的个别英美人士为首的军火走私集团提供了司法依据[63]，配合了菲律宾军政府对起义军的镇压。最终两起官司均以菲律宾革命党人败诉告终[64]，总领事在香港法庭可谓取得完胜。
英美联合是美国驻港总领事纵横捭阖的关键。佯装中立的英国事实上则通过港英当局为美国的行动大开方便之门。战争伊始，尽管香港当局须对美西两国严守中立，但美国舰只却可自由往来于香港与菲律宾[65]，美方对此大加赞赏，正如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有言：“英国在美西战争中的对美态度令我印象深刻，自此我怀着深沉且感激的回忆”，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两大分支联合起来，我们将能横扫天下”[66]。美菲矛盾激化后，美国视菲律宾香港委员会为菲岛之乱源所在[67]，亟欲除之而后快，曾多次敦促英国采取行动。英国在媒体的报道中虽显得态度暧昧[68]，多番向美国表示“未曾在港觅得革命党的踪迹”[69]，背地里却与美总领事暗通款曲：港英当局向美总领事示好，为其监视菲律宾革命党人在港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并派侦探对革命党展开追踪。美总领事亦藉此呼吁港英当局对上述“危险分子”予以驱逐，而当美方要求港英当局对菲律宾革命党在港总部进行监视时，对方欣然表示“乐意效劳”[70]，美国密探亦不断对菲律宾革命党人在港组织进行监视[71]。前述菲律宾革命党人在两起官司中的败诉都离不开美总领事与港英当局的暗箱操作，怀尔德曼曾明言：“殖民地政府对我的工作深表同情，前港督曾反复向我支招：一旦我能抓获任何违反或试图违反殖民地法律的革命分子，此人将会被委员会按章完全驱逐（出境）”[72]，同时港英当局亦禁止革命分子出境[73]。总领事乘此东风，推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香港之联合”，显著标志是年4月英美联合举办的一场棒球友谊赛。当时在港英人就美西战争支持美国之热情高涨，为筹款捐助在战争中牺牲的美军将士，棒球友谊赛应运而生。美国驻港总领事、港督以及一众英美在港海军要人悉数出席盛会[74]。总领事怀尔德曼在提交国务院的报告中亦呼应英国的诉求，鼓吹英美在亚洲的联合[75]。港督卜力更是施展影响，造就美西战争的有利局面，“推动英语民族的更紧密联合”[76]。英美在香港关系热络，美国积极响应英国释出的“善意”，为美国并吞菲律宾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也是美国在香港乃至远东利益拓展的现实需要。
三 立足香港，如何看待和利用菲岛华人
美西战争后，美国并吞菲律宾的大局已定，在《排华法案》背景下，如何看待及利用作为菲律宾最大族群之一的华人成为美国开发菲岛的现实问题。作为美国驻港总领事的怀尔德曼日常处理众多华人由港赴美事宜，加之通晓东南亚事务，他对华人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并试图影响美国的华人政策。
因应美国开发菲岛的需要，怀尔德曼既借重华人，内心又歧视华人。他认为菲岛排华实属有害无益，“香港、新加坡和婆罗洲的繁荣正有赖于在欧洲管治下无限制地输入华工，海峡殖民地多年来鼓励华人移民”[77]，无须恐惧华人坐大，“香港与新加坡（的华人）即为明证”，“没有充足理由相信，在理智、自由及正直的政府管治下，华人能够与日本人匹敌，更遑论在利用西方文明器物优势上能快速赶超了”，“华人对形势的真实状况永远是蒙昧无知的”[78]。据此，面对自然条件优越的菲律宾，美总领事向美国国务院建言菲律宾“对华人放行，更应鼓励华人移民”，以此效法海峡殖民地，“华人的涌入将有助于群岛的稳定，更是发展的保证”。为此他还就许可华人豁免阶层（ExemptClass）进入马尼拉事宜亲赴菲律宾，令其“与香港在菲律宾之利益产生更紧密联系”[79]。此外在菲律宾金矿开采问题上，美总领事亦认为矿藏要成功开采非用华人不可，“事实上岛内工业无法摆脱华工”，美国白人劳工根本不可能在菲律宾气候中工作。本土菲人采金手法粗糙，“只可提炼游离金，但其精华则完全忽视了”[80]，且行事诡秘，毫无准则可言，直指菲律宾岛民惰于工作，易于满足，无赚钱雄心，缺乏积极性与活力。相反华人勤劳肯干，“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商业，他们能在从未有商品流通的偏远之地创造商品市场”。因此，美总领事极力反对在菲岛施行《排华法案》，直言此举不除，“菲律宾自然资源开发将毫无寸进”，意味着发展的停滞[81]。怀尔德曼大肆鼓吹华人“易于驯服”，美国可借华人之力发展菲律宾，而无受制于华人之虞，基于现实利益，他不认同将《排华法案》延伸至菲律宾。
然而在《排华法案》阴影的笼罩下，香港美总领事的合理建言只属少数，恐惧华人势力在菲律宾膨胀的，大有人在。时任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就认为将菲律宾交给阿吉纳尔多等人并不意味着岛民可自组自治政府，“岛民只能置于混血华人财团的摆布之下”[82]。美国控制菲律宾后不久，军政府在未得美国政府授权的情况下，强行排华。美政府官员感到错愕，认为华工对当地商业及海军建设具有价值，排华只属临时举措[83]，但事后未有纠正。年，英美两国就来自海峡殖民地华人是否能够进入菲律宾一案进行讨论，英方向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质询《排华法案》是否已在菲律宾施行[84]；美方回应“无论华人来自中国或其它外国，均无法进入菲律宾”，但强调此举为因应军事需要的临时举措，并非美国国会《排华法案》的延伸[85]。但事实上，《排华法案》于年开始在菲正式推行。期间来自中国和菲律宾的反对排华之声不绝，认为菲岛情形与美国完全不同，其“工商业的发展，当时很需要更多的华侨参加工作。当时不少在菲的实业家和大公司都一致主张准许华工进入”[86]；“难以获得廉价劳工的压力与日俱增”，并认为美国应效法海峡殖民地准许华人自由进入，以缓解劳工压力[87]，但美国政府依然故我，漠视抗议。而早在军政府萌生排华苗头之时，当局要求战时逃离菲岛的华人须出示原西班牙离境证件或由美国领事馆发放的签证方可返回菲岛，向来反对排华的怀尔德曼质疑此举“徒增马尼拉复杂形势”，“对于因战火而逃离家园的真正马尼拉居民而言是武断、不正义的”，对上述举措的可行性深表怀疑[88]。但美总领事的早故，更令合理之议无从发声，华人的不满情绪最终于年爆发为反美风潮[89]。
四 远东各地美国领事策应香港行动部署
美国并吞菲律宾过程中，在香港展开系列部署与思考的同时亦离不开远东各地美国领事的策应配合。在此期间，广州、上海、新加坡与马尼拉等地美国领事均与香港领事展开合作，加速美国并吞菲律宾的进程。
粤港毗邻，美国驻广州领事对于香港事务自不能置身事外，正如报章所言：“广州领事所处口岸在中国是最难管的??陷入来自各国居心叵测的冒险家之困扰，就近的英属香港??匿藏为数众多的亡命之徒与阴谋家，如今的菲律宾叛乱集团即最为显著”[90]。为此，时任驻广州美国领事默为德（RobertMcWade）与怀尔德曼展开合作。年4月，默为德接报有一批存放于香港的军火将运往菲律宾起义军手中。他未敢松懈，对该批军火诸如数量、运输船只等相关情况展开调查，并随即要求广州官府予以配合，防止任何军火从广州运往菲律宾[91]。6月15日，默为德致信怀尔德曼，告知调查详情，并提醒对方，该船只原为英国船，届时将以无国属身份到港。此外，默为德还告知怀尔德曼，有两名买主近期以商业目的为幌子购买两艘船只，相信其真正目的是走私军火进入菲律宾；同时他还将走私船只人员构成等详情向怀尔德曼予以通报[92]，为香港领事采取措施遏制菲律宾起义军提供了重要情报。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纳（JohnGoodnow）则以其领事法庭裁判的身份策应香港领事的行动。自美菲爆发冲突后，为数不少的军火从中国沿海口岸偷运至菲律宾。为此，美国驻华各地领事纷纷向清政府抗议，要求中方采取行动禁止武器运输。古纳更进一步指出问题出在“中国官员同样地视若无睹，漫不经心”，并以领事法庭裁判的身份作出决定：“由于部分海关华员勤勉不足，缺乏诚信，中国应对任何运送武器至菲律宾的船只负有法律责任”，评论说驻上海美国总领事此举“将对菲律宾禁运军火产生深远影响”[93]。除此之外，怀尔德曼亦就扣押“修道院”号、滞留于南京的武器数量以及两江总督幕僚余瑞云参与走私等情况向古纳汇报，请求古纳就上述事件所涉人士向英国总领事报告，沪港两地领事合作得以窥见[94]。
相较前者，驻新加坡及马尼拉两地之美国领事与香港领事构成美国并吞菲律宾过程中领事层面的“铁三角”，正如菲律宾革命党指责美国对独立问题背信弃义，三地领事之名均赫然列于报章，彼此合作得以窥见[95]。美菲冲突后，美方更须严加防范新加坡这个“东方贸易重镇向革命党走私军火”[96]，新加坡的重要性亦由此可见。恰逢时任美国驻新加坡领事E·斯潘塞·普拉特（ESpencerPratt）如杜威所言，是一个“思出己位”的人[97]。如同诸多论著所言，阿吉纳尔多此前在香港与美国海军官员会面，及后普拉特与阿吉纳尔多于新加坡进行密谈，达成协议[98]。杜威更声称，普拉特告知他务必与阿吉纳尔多合作，且认为菲人比古巴人更具自治能力，反被杜威认为他“期间写了很多愚蠢的信件”[99]。而据投降美军的前菲律宾革命党领袖J·阿洛占力诺（J·Alojandrino）回忆，普拉特曾就此通过怀尔德曼请求与杜威进行会谈，恢复阿吉纳尔多与杜威之间中断的谈判[]，由此引发两位领事是否对菲律宾独立许下承诺的巨大争议[]，两人被描绘成施行“这一不幸的权宜之计的教唆犯”[]，普拉特更扬言要对有关报道提出控诉[]。尽管普拉特多年后对参与侵略的过往幡然悔悟，他与美国驻港外交及军事代表合力并吞菲律宾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美国驻马尼拉领事奥斯卡·威廉（OscarWilliam）早在美军攻打马尼拉前已撤往香港协助杜威舰队策划进攻。撤离之前，该领事呼吁在马尼拉美侨尽快撤离，并将在菲美侨事务交由英国驻马尼拉领事负责[]，自己则乘搭“埃斯梅拉达”号（Esmeralda）退往香港，与怀尔德曼共同建立在港总部。两人遂于4月27日一同前往大鹏湾，与等待已久的杜威商讨攻菲对策[]。威廉从马尼拉带来大量情报，包括马尼拉布防情况以及西班牙未进行海底采矿等[]，以及标识相关重要据点的地图，作为杜威攻打马尼拉的重要参考[]。美军攻下马尼拉后，威廉5月初于甲必地登陆，为美国在当地收获人心[]。阿吉纳尔多对威廉声言菲律宾欲作美国之殖民地，求得庇护[]，讵料却在6月召集国会，组建政府。有见及此，威廉奉劝阿吉纳尔多将政府后延两个月成立，同时亦拒绝出席相关典礼[]。他致信怀尔德曼，紧急要求其赶往甲必地，希望利用其重要影响力对阿吉纳尔多进行劝喻[]。与怀尔德曼一样，威廉坚决否认对菲律宾革命党人许下独立承诺，反指阿吉纳尔多表态“其友人均希望美国将菲律宾纳为殖民地”[]，同时向怀尔德曼指出“如果美国将为菲律宾之宗主国及保护力量，阿吉纳尔多将高举我们的旗帜，尊敬及报答我们，这将是沛然持久之事，且对其民众而言，最大程度的好处亦随之而来”[]。两位领事的表现得到一位英国海军官员的盛赞：“美国未能善用手中资源，众人惊讶马尼拉领事威廉未被派往巴黎（协助和约签订），反倒是一些对菲律宾所知甚少的官员前往”，“怀尔德曼曾于马来亚生活，熟知英国殖民手法，若能授予权力，他能与阿吉纳尔多完满解决问题”，可见两人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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