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黄皮肤爱心援助工程 http://www.jydxy.com/鲍事天先生访问记录①时间/年1月21、24、26日地点/马尼拉中正学院访问/潘露莉记录/林淑慧成长过程我是湖北京山人，生于年。祖父是前清的举人，懂医术，办教育。父亲是私塾校长，地方上的领袖。学前，祖父教我识字，后来进入京山宋河公立小学就读，中学则到汉口进修。年北伐军打到汉口，恢复武汉，赶走军阀。那时我18岁，刚好中学毕业，于是参加北伐军，从事政治文宣工作。当时青年从军的人很多，大家都一心想要中国早点完成全国统一。年，我到中山大学（后来改为武汉大学）读书，不久中国政府分为汉口、南京两部分（即宁汉分裂），武汉政府是国共合作，南京政府则是蒋中正先生领导的反共政府。我先到汉口中央党部海外部工作。9月，汉口的国共分裂，两地国民党再度合作。我跟随海外部到南京，参加党部工作。年，蒋二次北伐（第一次是由广州到武汉，第二次由南京到北京）。北伐有3条战线：一是由津浦路北上，由蒋亲自领导；一是京汉铁路，由冯玉祥、李宗仁领导；山西以东，由阎锡山领导。我是参加第一路军沿津浦路北上，但是到了济南，日本人占领济南，发生“五三惨案”，于是我们停在泰安兖州。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我因此而没有到北京。年8月，北伐军统一了中国。我则到农矿部做事。在那儿工作了3年，就到菲律宾来半工半读。移民来菲我是年第一次到菲律宾。本来我是想到美国，但是，第一英文程度不够；第二是没有钱，那时到美国起码要有块美元。有一天碰到了一个同乡，由教会派他到非律宾大学读教育系，后来到美国去。我碰到他时，他告诉我，菲律宾和美国一样是英文教学，美国教授也来此教书，所以到菲读书也很好。我们了解到年美国通过了ExclusionAct，限制东方劳工进入美国（主要是对付日本）。菲律宾受美统治，所以也有外劳入境的限制。只准新闻记者、教员、商人及其子女，可以入境，商人中有些家眷没有跟着来，所以有很多劳工买他们的居留证——即买“大字”来菲居留（因为大张，所以叫大字）。在这儿的中国人很多是用假名，就是这个原因。我是以记者的身份来的。谈到拿签证，也是一个问题。当时美国只有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领事馆才能发签证。我住南京，南京虽然也有领事馆，可是只有在港口的领事馆才能办签证。于是我就到上海，可是上海的领事馆说我不住在上海，不能给我签证，要我回南京，就这样拖了很久。后来由农矿部，通过外交部和美国大使馆交涉，美国大使才授权给南京领事馆发签证给我，所以我是第一个在南京拿到签证的。这是开了一个先例，无形中也做了件好事，从此南京的美国领事馆也可以发签证。年我到了菲律宾，很顺利地入境，当时菲政府很清廉，没有收贿的事，我一到海关，就去领出行李,，再到移民局，问了两三句话，像姓名、年龄、来自何处等，就让我入境，我那时只花了25匹索，很简单的就有了居留权。孙中山先生在革命的时候，深刻体会到中国人民知识水准很低，必须利用宣传让他们知道革命的意义，而报纸是最好的宣传管道。因此，他主张在每个地方办报纸，以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准。菲律宾的华社于年办了《公理报》（闽籍）和《民号报》（粤籍）。当时华侨由于语言不同，无法沟通，所以分两派：闽、粤，国民党也是有相似的情形。《民号报》于年改名为《新中国报》，我就是由他们聘来的。刚到报馆，我在编辑部作翻译工作，后来当上主笔、总编辑。在工作的同时，我也到菲律宾大学读书。在菲大3年，后来转到圣多玛斯大学（UniversityofSantoThomas），硕士毕业后就回国办教育。中正中学成立菲律宾的华侨社团除了商业之外，还有主管教育的华侨教育会，以及主管慈善事业的善举公所。当时侨校有3家小学，即“小吕宋中西学校”、“爱国学校”（粤籍）、“普智学校”（王泉笙先生当校长）；一所中学，即“华侨中学”。另外还有教会办的“圣公会中、小学”。过去的华侨大半都是一个人到此做生意，家眷孩子多半留在大陆，所以在校学生很少。抗战爆发后，家眷也都来了，尤其是来了许多中学生，同时也来了很多教师，像蔡汁垣、庄克昌、蔡保和等。但华侨中学地方太小，无法容纳太多学生，且校风也不好。此外由侨中分出去的南洋中学，老师、学生也很少。急需设立一所较具规模的中学来教导华侨青年。所以年王泉笙先生开始筹办中正中学。我于年2月回到菲律宾加入报馆工作，也参加筹办的行列。6月，学校正式成立，王先生担任校长，我是训育主任。因为国内抗战日益炽热，此地的学生有意回国从军，因此，本校特别注重军事管理。由于收了许多“侨中”及“南中”转来的学生，所以第二年就有毕业生。日军占领菲律宾日军占领菲律宾后，“中正中学”是他们的第一目标，因为它是一个反日的学校。王校长是国民党的常委，我是三青团的干事，又是训导主任、报社的总编辑，都是他们缉拿的对象。日本人一到就把学校所有的设备毁坏了。那时日本人抓了40多个重要的侨领，我则逃到内湖（Laguna），乡下生活很艰苦，于是回到近郊朋友家去住。那时所有华人报社、学校都被关闭，只有当家庭教师（督课）维生。等风声松弛些，我就回马尼拉，在郊区督课维生。年9月，杨光总领事等人殉职，爱国华侨青年想办法组织反日团体，有位青年学生来找我，要我出来领导地下反日工作。我为他们的组织取名“民族忠魂社”（也就是后来的血干团），并为他们写章程等。此团体的主要动机是纪念领事馆和抗敌委员会牺牲的人员，目的是反日锄奸。后来这个组织改名为血干团。他们要我出来领导，我予以拒绝。因为日本人在捉我，我的处境相当困难；而且我不是闽南人，不会说闽南话。组织抗日，必须与闽南侨胞接触，在语言上沟通有困难，所以无法胜任。于是他们找了重庆派来的林作梅先生当领袖。几个月后，因意见不合而分开。因为没有负责人，他们又来找我，我又推辞了。于是他们修改章程，改成由3个人集体领导的方式，我是其中的1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了国家的生存及抗日工作的成功，也就答应了。就在此时，有汉奸去密告，日本人就到处捉我。8月14日早晨3点多，我被捉到日本宪兵部。他们问我是不是血干团的领导人，组织情况如何等，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参加，也不认得里面的人。由于被捉的人没有认识我的，所以我可以否认一切。也因为我是知识分子，就没有遭到重刑。而有些人则受到重刑，像用木板钉了钉子，打的浑身是血，也有水刑等。同样的问题，大概问了两个多月，我决心不出卖朋友，更不伤害反日团体，所以我的答案也都一样。每天上午9点到12点，下午3点到5点，晚上有时候也会问。后来就比较少。在牢里，饭给的很少，一个小盘子里，饭稀稀疏疏的，一天两次，所以当12月25日出来时，我瘦了40磅。我之所以能被释放出来，主要原因是没有物证。所有有关我的资料，在日本侵菲时，有些我把它焚毁了，有些则秘密地寄放在朋友家，没有被日本人找到。其次是没有人证，血干团里被捉了40—50个人，没有一个人认得我。此外是华侨协会会长吴简来代我讲话，他告诉日本人说我是教员，不是坏人。吴会长的人不坏，会里真正的坏人是秘书长陈天放，他是汉奸。曾一段时间日本战事顺利，对菲律宾共和国表示友好，所以一切依法行事。可是到了年日方军事失利的时候就不一样，捉去2—3天，不必审问判刑就处死。我因为有人帮忙又没有物证，在客观环境有利的情况下，得以逃过一劫。为了这件事，我没有向日本人投降，所以国民政府给了我一个特别奖，奖励我忠贞不二，誓死不屈的精神。血干团的领导人我认得一、两个，像李海若、蔡我圈。李海若是我介绍的，那次他也被捉，不过跑掉了。有一次日本人拿他们的照片给我看，问我认不认识？我说不认识。血干团的成员，部分曾到福建受训，有些同伴在国内从军，有些人受训了就回来，他们是于日本人占领菲律宾后组织的这个地下组织。中正复校及中正学院的成立年5月，日本人投降后，中正学校先办补习班，12月正式复校，学生有多人。王泉笙先生因为是立法委员，在国内时间比较长，我即为代理校长，直到他过世。年上学期，学生人数增至人，因校舍已不够用，董事会为永久之计，就以21万匹索，买了一块8千平方公尺的地（即学校现址），同时开始筹款兴建新校舍。新校舍于年8月下旬完工，8月21日迁校至此。此后学生日增，外地学生也增多，于是又增建宿舍。由于有很多大陆来的学生，加上本地的小孩也日渐长大，华侨学校一年一年地增加，其他各省市的侨校也有如雨后春笋。然因受菲政府移民限制，师资不能由国内延聘，只能就地取材。而本地又没有专业训练机构，因此师资品质很明显的低落。像外省的学校，初中毕业就可以教小学；高中毕业教初中。这种情况引起了侨委会及教育部主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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